开国上将：战争淬火 国之栋梁

　　——献给上世纪50年代授衔的上将方阵

　　2009年10月13日，一个秋日的午后，开国上将吕正操走完他生命的长途。这位享年106岁的老人，是上世纪50年代授衔的上将中，唯一一位经历了人民共和国第60个华诞的战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和1958年，又有两位高级将领先后被授予上将军衔。这57人通常被称为“开国上将”。

　　在吕正操之前，其他56人已先后谢世。

　　他们的人生，浓缩着战争史上的血火传奇；他们的故事，珍藏着人民军队的奋战历程。

　　仰望星空，战将当年多年轻

　　硝烟遮不住他们年轻的面孔。一位位驰骋疆场的战将在佩戴上共和国上将军衔时，年纪小得惊人。

　　1955年授衔时，55位上将平均年龄为45.6岁，年龄最小的肖华上将只有39岁。此外，上将刘震、陈锡联，40岁；上将叶飞、李天佑、杨成武，41岁；上将韦国清、洪学智、贺炳炎、韩先楚，42岁……这堪称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上将方阵。

　　实际上，当时的十大元帅，平均年龄也不过57岁，10位大将平均年龄为51.7岁，中将平均年龄则在45岁左右。

　　中国共产党诞生7年后缔造的这支新型人民军队，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一支青春洋溢的队伍。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军一级将领平均年龄约为二十八九岁，师团干部平均年龄为25岁；抗战时期，军职干部平均年龄约为34岁，最年轻的不到30岁。

　　1915年出生于湖北孝感的开国上将刘震，16岁就参加红军；而1916出生于江西兴国的肖华，不到18岁就担任著名的“少共国际师”政委。

　　抗战烽火中，肖华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军来到冀鲁边区，为推动统一战线，22岁的肖华前往山东惠民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谈判。沈鸿烈说：“一个娃娃，也来和我谈判？”面对面交锋之后，59岁的沈鸿烈对肖华敬佩不已。“娃娃司令”由此传开。

　　1927年，年仅19岁的肖克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那一天，与肖克一起亲历这一历史事件的，还有24岁的杨至成、22岁的赵尔陆和27岁的周士第，28年后，他们一同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

　　1934年8月，时任军团长的肖克和政委王震，率红六军团最早从中央苏区突围，他们在长征前的西征，被称为“小长征”。那一年，肖克27岁，王震26岁。抗战爆发，肖克出任八路军主力120师副师长时，还不到30岁。

　　在长征大军的每一支队伍里，都有像肖克、王震一样年轻的红军将领。

　　宋任穷、张宗逊、张爱萍、王平和杨成武这五位日后也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战将，当时平均年龄仅24岁。26岁的张宗逊1924年就加入了共青团，参加过北伐和秋收起义，长征开始时担任中央纵队参谋长；25岁的宋任穷担任红军干部团政委，此前当过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已经是参加革命8年的老布尔什维克了；24岁的张爱萍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27岁的王平任红三军团四团政委；而年仅20岁的杨成武已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政委，这个团是中央红军最精锐的团队之一，长征中一直担任全军的前卫。

　　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将领，和他们那支同样年轻的红军队伍，走完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黄土岭之战，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率部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让这位日军的“名将之花”从此凋谢在太行山上。这一年，杨成武25岁，阿部规秀53岁。

　　朝鲜战争爆发时，70岁的美国远东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面对的，仍然是这批身经百战的年轻战将。52岁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麾下的3位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和韩先楚——后来的开国上将，都不到40岁。

　　邓华22岁就当上了师政委，40岁以前就成了军长、兵团司令。1952年5月彭老总归国，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代政委时，恰好过42岁生日。

　　抗美援朝那一年，洪学智37岁。还在长征中，22岁的他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军政治部主任——按今天算也就是将军职务。从大别山打到陕北，从冀中打到苏北，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一生征战的他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以青春之火点燃理想之光，年轻的将士和他们的战友们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实现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民族梦想，并从此高擎起了这个国家不可侵犯的尊严。今天，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他们离去的背影如同夜空中的明星，辉映着人民共和国从摇篮中一路走来的漫漫岁月。

　　时光荏苒，而他们永远年轻。

　　战将自有战将的传奇

　　这些永远年轻的名字里，浓缩着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段段传奇。

　　长征途中，为了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堵，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一个营伪装成国民党军队，冒雨急行军160里直扑金沙江皎平渡。此时，敌人一个旅的部队也匆匆赶来，企图抢占这一战略要地。如果晚一步，让敌人烧完了船，红军可能就全军覆没在金沙江畔了。

　　“干部团成员都是红军骨干，是革命的种子。不是十万火急，中央决不会动用这支部队。”宋任穷生前接受我们采访时曾回忆，团长陈赓带两个营为先导，他率一个营跟进，沿着悬崖峭壁上的小路疾行。在激烈的遭遇战中，红军拼死力战，一个团打跑了一个旅，使全军转危为安。在接下来的九天九夜中，红军昼夜抢渡，7只木船在湍急翻滚的江水中穿梭往来，红一方面军数万大军从皎平渡到达对岸。金沙江边的7条小船，成了维系中国革命命运的方舟。

　　对于中国军史上的这一经典之战，宋任穷曾说，这是他长征中经历的最难忘的一仗。

　　杨得志和杨成武，两位长征路上的领头“杨”。红军强渡乌江时，他们俩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杨得志强渡大渡河，杨成武则率部飞夺泸定桥，在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打出了一条生路。

　　彼时正值洪水季节的大渡河，水高浪急，悬在十丈高空中的泸定桥桥板全被敌人抽空，只剩下13根碗口粗的铁链子。22名红军勇士组成突击队，踩着摇摇晃晃的索链，冒着四处横飞的子弹向对岸冲去。

　　几十年后，当过美国卡特总统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以历史学家的口吻这样写道：“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的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了，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就不同了。”

　　全面抗战伊始，22岁的八路军团长陈锡联率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取得129师抗日的首战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曾这样描写过抗战时期的一个中国地区：“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U字形，在里边自卫是容易的，只要有一根垒球棒就够了。”

　　福尔曼记述的，是1944年晋绥边区的抗战。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告诉福尔曼，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当地军民已用这种战术摧毁了128个日军据点。

　　“刚说完，我们的同志来报告，又有两个据点被摧毁。”吕正操生前曾回忆，“敌后军民神奇的战术和巨大的战果，使最初还有些怀疑的福尔曼最终完全信服。”

　　1937年10月，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当整师整团的国民党部队潮水般溃退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仅仅5个月的东北军第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大地依然举起抗日的旗帜，深入敌后孤军作战。

　　在冀中平原，吕正操率当地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和地道战等游击战术。地道战的威力，让日军发出“冀中出现奇幻战争”的惊呼。

　　1949年1月14日，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响。此前，凭借着“天津大碉堡化”的坚固工事，国民党守军认为天津的防御“固若金汤”。但，日后成为开国上将的刘亚楼，这位当时只有39岁的年轻指挥员立下“军令状”：30个小时内保证拿下天津城！15日拂晓，解放军攻克天津。此时，距战役总攻开始仅过去29个小时。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王雨松